“石上无佛，琢出斯形；石上有佛，未琢斯冥。风谡谡兮柏青，水湛湛兮石冷。是石是佛，一灯营营。”明崇祯时曾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军务的河南虞城范志完刻在龙窝寺摩崖上的这一偈文，将龙窝寺的镇寺之宝石窟和柏檐石壁奇观可谓颂至骨髓。

“龙窝寺在县治（天长古城）西南二十里小龙窝乡西，大龙窝乡东。寺周群山环列，石壁嶙峋。古柏纷攒石罅中，旁生侧出，俨若虬龙，苍翠葱茏，饶有奇趣。寺址位于山之东北麓，东西两端各建石阁，中间为燕晋往来之驿路。”从民国二十年脱稿的《井陉县志料》所记看，尽管其只述了龙窝寺的自然环境，尽管其对石窟只字未提，我觉得在井陉称其为一隅胜景也毫不夸张。然而这一胜景或许是因其违背了深山藏古寺之论，曾经的“古柏崖生，梵宇楼台”（清雍正《井陉县志》）在沧桑巨变中早已荡然无存，但当年的龙窝寺犹如驿路上的驿站，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人墨客歇脚和尽情借景述怀之所。

石佛雕刻于石窟之中，均为高浮雕，大小共47尊，分雕于十四个石龛中，大者高米余，小者只有0.30米。佛像的雕刻无论从雕刻艺术水平还是开凿时间专家定为宋代早中期或定为唐晚期）或许比不了龙门石窟、云岗石窟等名窟，但浓厚的地方风格是其他名窟不可取代的。

龙窝寺建于何年无史可考，依清雍正《井陉县志》所载“传神龙断路，货郎仗剑斩之，至隆庆年间，大雨冲出枯骨一窖，约数百斤许”看，明隆庆前世人所传可谓有龙无窝，隆庆间方显龙窝。事实上，明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河北藁城人石缶就曾作《游龙窝寺》七绝一首：“石磴嵯峨偶一登，尘埃身到白云层。万山舒尽平生眼，欲把闲心付老僧。”即此时龙窝寺已存在。

龙窝寺虽建在了车水马龙千年不绝的燕晋往来官道边，但创建者并非出于争取香火的考虑，而是此地“千山积翠合，半壁出香台。巧借人工就，奇疑鬼斧开。相厝何壮也，石室更幽哉。徙倚此中味，尘心顿作灰（明崇祯李栖鹏龙窝寺题刻）”。不过，其毕竟未能远离尘世。

龙作为国人心中的一种特殊情结，几乎是人人敬而讳之。龙窝寺现存的名人石刻中，唯有着“三代帝王师”之称的山西寿阳祁隽藻作了一首与龙相关的诗：“龙窝寺底老龙眠，龙洞深藏别有天。但愿兴云作甘雨，莫教余怒决平川。”

龙窝寺给了这些文人墨客无限的遐想，但各个身居高官，留给龙窝寺的不过是匆匆的即兴之作。而明代布衣赵郡新河诗人、画家宋登春与龙窝寺之缘可称得上是文坛佳话。宋登春，字应元，自号海翁，晚居江陵天鹅池，更号鹅池生。据载：其曾居井陉龙窝寺。一日寺内“瓶粟罄矣，寺僧厌苦之，生曰：‘僧母窘我，我试绘一小图，持至市中当得粟’。已而果鬻粟五升”。以此，他再不会令寺僧厌苦，但其以“侵粟不尽不更绘”为信条，导致“市人争欲得生绘”，“担粟请寺门相目”。彻底打乱了他入佛门求静之心，使“生不能堪”，不得不避至城外“樵苏所不至”的山楼。